意識形態工作要緊緊抓在手上
  意識形態工作是我們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尤其要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緊緊抓在手上,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輓回的歷史性錯誤。
  關鍵是落實領導責任
  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首先要解決領導權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組織領導,其中思想領導對於實現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具有極大意義。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是新形勢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的要求,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也是應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要求。
  領導,就是要領之導之。我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是相信和支持我們黨的,是願意跟黨走的,關鍵是我們黨要站在時代前列、鬥爭前沿,帶領群眾前進;當前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尖銳複雜,關鍵是我們黨要亮明自己的旗幟,在眾聲喧嘩中唱響主旋律,引導社會思潮。這些年,一些錯誤思潮暗流涌動,把部分群眾的思想搞亂了。這個時候,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站出來說話,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宣傳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堅定宣傳中央關於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對那些做了錯誤思想俘虜的人,就是要大喝一聲,猛擊一掌,使之警醒。
  近年來,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就是誰發表正面的言論,誰發表支持黨和政府的言論,誰駁斥那些攻擊、污衊黨和政府的言論,誰就會受到圍攻,而我們自己陣營常常是鴉雀無聲或者聲音不大,對正面聲音支持保護不夠。這種現象很值得深思。如果聽任這種現象發展,那就是放棄領導責任,就是讓領導權旁落。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不搞無謂爭論,但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制度模式選擇、價值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決不能左顧右盼,更不能退避三舍。領導幹部要敢於站在風口浪尖進行鬥爭,不能對大是大非問題繞著走,不能用“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為自己的不作為開脫,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也沒有“開明紳士”。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思想政治鬥爭中,所有領導幹部都不能作旁觀者,而要作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
  看一個領導幹部政治上是否成熟、能否擔當重任,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視、善不善於抓意識形態工作。各級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和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同志,應該旗幟鮮明站在意識形態工作第一線,責無旁貸承擔起政治責任。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帶頭抓意識形態工作,帶頭閱看本地區本部門主要媒體的內容,帶頭把握本地區本部門媒體的導向,帶頭批評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加強對意識形態領域重大問題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戰略性任務的統籌指導。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不力、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嚴肅問責。
  意識形態領域離不開管理
  與領導權緊密關聯的是管理權。意識形態領域要不要管理?當然要。思想無形,但承載和傳播思想的媒體、陣地等等是有形的,是社會事業的一部分,當然需要管理。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捲第551頁)這裡所說的對思想的生產和分配進行“調節”,就是管理。其實,現代社會,沒有哪個領域不需要管理,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管理也是生產力。
  西方標榜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其實他們對意識形態的管制是很厲害的。西方社會真正的統治者是壟斷資本集團,那些在本國及國際輿論場上呼風喚雨,對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施加著巨大影響的最有權勢的西方大媒體,都掌控在壟斷資本集團手中。西方媒體可以問責政客、指摘政黨、批評政府,可以讓某位政客落馬、某個政黨敗選、某屆政府下臺,但它們絕對不會從根本上去質疑、批評、反對資本家老闆和資本主義制度。西方壟斷資本集團重金雇佣大批思想輿論精英,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包裝成所謂“普世價值”,在國內向民眾長期宣傳灌輸,搞意識形態禁錮,凡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就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在國際上按意識形態劃線,不遺餘力向世界輸出西方意識形態,用西方標準評判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符合西方標準的就被視為好的,不符合的就加以妖魔化。美國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頻繁對外用兵,製造了多少人道主義災難!而西方媒體在這些戰爭中甚至充當了信息戰、輿論戰的工具。西方經常講“思想的自由流動”,可是他們何曾認真地介紹過不同於西方意識形態的別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為什麼很多美國人眼界狹窄,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難道不是長期實行思想封鎖、愚民政策的結果嗎?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反映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觀點。對於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文化藝術、社會科學等宣傳文化部門、機構和媒體來說,對於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者來說,就是要講黨性。黨性原則是意識形態工作的根本原則,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管理問題的核心。
  講黨性,有三條最重要。一是堅持黨的領導。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政治上,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組織上,確保各級各類宣傳文化機構的領導權掌握在忠於黨和人民的人手裡。二是堅持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是人民利益最忠實的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這就決定了宣傳文化工作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是一致的。三是堅持黨的宣傳紀律。宣傳文化工作不僅要遵守憲法、法律,服從國家有關部門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須遵守黨的宣傳紀律,包括各種具體工作要求、註意事項等。不講紀律,領導權、管理權都會落空。
  現在,互聯網的影響越來越大。讓互聯網有一個相對開放自由的輿論環境,作為對主流輿論陣地的一種補充,本該是有益的、建設性的。但網絡謠言大行其道、網絡侵權亂象紛呈、網上負面炒作甚囂塵上,使網絡空間變得污濁混亂,嚴重損害了這種建設性,不管行嗎?依法治理網絡亂象,讓網絡空間清朗起來,關係意識形態領域鬥爭,關係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關係國家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是一件必須辦好的大事。
  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有其複雜性、特殊性。對群眾正常、合理、善意的批評和監督,不管多麼尖銳,我們都歡迎,都不要不高興,更不能壓制;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聽取、切實改正。對學術問題,應該發揚民主,平等討論,以理服人,做到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對思想認識問題,應該擺事實、講道理,加強正面宣傳,有針對性地加以引導。對重大政治原則和大是大非問題,支持什麼、反對什麼,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定。黨要管媒體、管導向、管隊伍、管幹部,強化主管主辦和屬地管理職責,讓主流思想輿論牢牢占領意識形態陣地。
  以話語權贏得主動權
  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話語權也至關緊要。對中國的發展道路,我們自己在不斷總結,但也有人作出別樣的解讀和評說,並且竭力同我們黨爭奪話語權和影響力。這些年,思想理論領域很熱鬧,有些問題引起很大爭論。有爭論並不是壞事,真理總是越辯越明,重要的是必須牢牢掌握話語權。
  現在,國際上對中國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大都是肯定的,各國領導人在與我國領導人見面時都會對我國發展成就表示欽佩。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肯定我們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而這恰恰是西方最忌諱講的。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西方就有人預言,中國共產黨搞革命還行,搞建設不行,等著看我們的笑話。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了,世界上又有人說風涼話,搞得好就是“中國威脅論”,遇到困難就是“中國崩潰論”,一直不絕於耳。30多年來,我們經歷了多少風浪,不僅都挺過來了,而且每場風雨過後都發展得更好,同世界上一些國家亂局不斷形成了鮮明對照。實踐證明,我國走出來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成功發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成功制度體系。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
  其實,世界上哪有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終極模式”?有些人低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韌性、活力和潛能,或者是也看到了,心知肚明,但出於意識形態原因,口頭上就是死不認賬。西方對自由、民主、人權的演繹是最典型的套話,他們講那一套講了一二百年,現在還在講,還是那些概念、那套說辭,講不出什麼新東西,就是憑藉著重覆了一二百年的那些套話壟斷了國際話語權。
  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強勢話語和錯誤思潮影響下,國內一些人的認識也發生了偏差,盲目跟風,對我國發生的事情自覺不自覺地以西方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為標準來評判。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取得的勝利等,明明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成功,分明彰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卻被說成是“普世價值”的兌現,在“普”不在“特”;同樣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如群體性抗議事件等,發生在西方國家就被認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權的體現,發生在中國就被說成是“體制弊端”造成的,是所謂“社會危機”的表現,有人甚至把霧霾也歸咎於體制;有些人看不到當今世界上中國“風景這邊獨好”的事實,卻在為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認為中國只有實行西方“憲政民主”才有出路。這是怎樣的迷思與蒙昧!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國的發展道路對不對,中國人自己才最有發言權。中國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960萬平方公里土地,能照誰的模式辦?問題在於,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踐中幹得很漂亮、很成功,但在總結研究、宣傳闡釋上卻不夠給力,說的不如乾的。真正在廣大民眾中有影響力凝聚力的是愛國主義、民族復興中國夢的論述,但這是不夠的。我們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具有強大吸引力、說服力、凝聚力的話語體系,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用以解讀中國的基本國情、價值理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大眾論述”,形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國論述”,從而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贏得意識形態鬥爭的主動權。
(編輯:SN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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